和欧洲相比，中国社会在历史上对贵族文化向来不够感冒。所谓的贵族阶层，仅仅存留于先秦时期。当时的天子、诸侯、大夫和士，都称为贵族。战国以前，只有贵族才能当官，普通的平民是完全没有晋升渠道的。贵族因为，贵族实行的是世袭制，完全控制了国家政治的治理权、宣传教育的舆论权和经济分配的主导权。这时的贵族统治与欧洲是相仿的。但从秦朝开始，东西政体却走到了分岔路口。这是因为：秦灭六国建立郡县制后，历朝历代逐步加强了对中央集权制的完善与发展。而欧洲仍然并一直实行的是分封制。郡县制一、古代君主对权力分配的需求政体的不同形成了古代君主对权力分配的不同要求。中国的皇帝更希望所有的权力更加集中，不愿意看到威逼皇权的权臣、强大的地方割据和日益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于是不断的打压贵族对于官僚系统的垄断。比如，三国时期的寒族地主阶级曹操、孙权和刘备等，对士族采取的都是合作与打压的态度。曹操和荀彧而魏、蜀、吴三国归晋的真实原因在于，寒族地主难以抵挡士族地主的反扑。可问题是，就中央集权制度来讲，他更希望所有的国家权力都属于皇帝一人。相比较于实力雄厚的士族，寒族地主阶级更符合中国皇帝对于帝国官员的诠释。于是，随着中央集权制度的发展，到了隋唐时期，士族阶级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三国归晋二、与之相配套的官员选拔机制刚才讲了，先秦以前的官员选拔机制叫世袭制。到了两汉，实行的是察举制。到了魏晋南北朝，陈群给曹丕奉上了九品中正制。九品中正制就是规范化的察举制度。通过把人分为三六九等，确保了士族阶级对官僚系统的垄断。这些士族子弟生下来就能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凭借着出生就能身居高位，慢慢也助长了游手好闲、矫情造作的生活作风。不同的用人方式让人感到恶心的是，中国的士族只讲权利，没有责任。九品中正制从高往低区分为：1品、2品、3品、4品……一直到9品。事实上到了西晋时期，只有2品以上才能称之为高品。3品及一下都是低门士族。八王之乱时，四品以下者皆随军出征，三品以上则免于服兵役。在平时，任高职者必须是二品以上。这与西方贵族带头上阵杀敌、保卫家园的作风是截然不同的。九品中正制因此从隋唐开始，为了巩固皇权，把更多优秀的、有能力的平民子弟、寒族地主阶级提拔到高级官员的序列中来，确立了以科举制为核心的官员选拔机制。科举制官员不能世袭，沉重地打击了门阀士族阶级。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分化，也使得舆论权和受教育权逐步向平民拓展。再加上造纸术、印刷术的普及，寒门子弟也能通过“寒窗苦读”实现鲤鱼跳龙门。选人用人的发展事实上，抛开后期的腐败因素，西方文官制度便起源于中国科举制。17世纪下半叶，当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时是很吃惊的，根本没想到如此庞大的一个帝国实行的是如此先进的官员选拔机制。科举制甚至被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度三、随之要解决的土地兼并问题东汉朝廷为什么会走向衰亡，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士族阶级对土地和人口的控制。也就是常说的“群雄割据”。蜀汉灭亡时全国人口只有90余万，许多人成为了当地士族的佃客、部曲和奴婢。大量的人口被隐藏，这显然不利于最高统治者对国家的控制。而整个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就在于，如何解决好土地兼并问题？三国人口在西晋实行的占田萌客制中，士族官员及其三世九族不用纳税。按照官品的高低，一品官可占田50顷，并以每品5顷的方式递减。再加上“重农抑商”的国家政策，使士族不愿意从事有风险的商贸活动，更乐于买田置地。久而久之，不仅加快了土地兼并的速度，国家的税收也越来越少，手握财富和土地的士族自然就成为了需要打压的对象。封建制度根本没办法解决最后，也是直接性的导火索：唐末农民起义。完全摧毁了士族在社会中的生存根基。在社会安定时期，士族可以利用法律、文化和婚姻压制普通老百姓，甚至肆无忌惮地盘剥。但一旦社会处于混乱状态，“寄生虫”般的士族，结果只能是家破人亡。这也是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时，各地士族选择与魏蜀吴三家统治者合作的原因，比如魏国的：荀彧、孔融、崔琰。东吴的“四大家族”、蜀汉的来敏等等。离开了军阀支持，文人士族寸步难行。黄巢起义其实从这个层面来看，也能说明中国人不屈不饶的民族精神吧。自古以来：从来不相信什么救世主、人定胜天的基因决定了，中国绝不会接纳什么贵族文化。你觉得呢
